張倩燁

中國大陸「八十後」第一次到台北，找到了在大陸已迷失的「中國」傳統，驚訝的發現，台北年輕人不會霸佔捷運的「博愛座」；故宮、中正紀念堂、國父紀念館的親民；寺廟不需門票，以及濃濃的人情味。

走在任何一座中國大陸的城市裏，無論建築、服飾還是生活方式，都千篇一律毫無個性地「現代化」；

成長在一個提倡「無神論」的環境中，時刻承受著信仰缺失的迷茫；「富國寡民」的經濟現狀使人情味在「錢途」的考驗下不堪一擊；常常號稱自己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國家，直到今天還在教育它的國民：尊老愛幼、不隨地吐痰、使用文明用語——而它調皮的國民並不很聽話。

 

這並不是我心中的故國模樣，我想。今天的中國大陸，也應該不是余光中筆下的那掌海棠紅，那個「最美最母親的國度」。詩人的故鄉該是儒雅、斯文、溫暖親切的。於是，我想到了另一個「中國」，那個還活在台灣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。沒有經過屢次群眾運動的破壞，那裏的文化生態應該還好，我心中那個文化故鄉版圖上缺失的山河，或許可以在台灣找到。

 

今年恰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，很想去台灣，看看那個中國怎麼樣，經歷了百年風雨，它的面孔是否還保留著純正的中國模樣。帶著這樣的「鄉愁」幻想，九月間，我第一次去台灣旅行。我不敢說自己可以代表中國大陸的「八十後」一代人，但作為一個生於東北、求學於北京、曾工作在西南又漂泊至香港的「八十後」，第一次踏上台灣的經歷是新奇刺激的。

 

在我到台北的第一晚，就被這座城市的年輕人震撼到。搭台北捷運到住處，驚訝地發現，車廂內的年輕人寧願扶著把手站過全程，也不去「佔領」面前的兩個深藍色座椅——「博愛」座席。當然，這樣的座位在任何一個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可見，但使用率與大陸有很大區別。在大陸，偶爾會見到一上車就佔據關愛座位，然後一路裝睡到終點的年輕乘客。不過，空著的座位為何不可坐呢？我對這近乎偏執的堅持感到敬重又不解。

 

參觀「祖父母節」

第二天，恰逢台灣「祖父母節」。這是由台灣教育部於二零一零年設定的全國節日，今年是第二屆。來自全台的市縣共有百餘所學校、政府部門參加這個節日活動。據活動組織者之一的彭琦雯女士介紹，台灣教育部為這一天的活動斥資幾百萬新台幣，為這場活動服務的工作人員，是台灣的公職人員。我以遊客的身份旁觀了幾個有趣的節目，其中一個，爺爺奶奶們臉上化著濃艷的妝，扮作「小天鵝」與小孩子遊戲；另一個環節，孩子們親手為老人奉上壽麵。副總統蕭萬長也親臨現場，講著他家孫兒的故事，笑嘻嘻地與孩子們親近起來。

 

向來有些「偏激」的我，想起大陸常見的老人摔倒在地沒人敢扶的新聞，再想到大陸某地大手筆投資組織小學生集體唱紅歌的場面，不禁感歎，這幾百萬新台幣的教育投資花得太值了：一個總體上敬重老人的社會給人心理上的安全感，這來自於社會環境的集體向善與自幼的道德培養。如果可能，我想很多大陸人不會拒絕在這樣的社會裏安度晚年。

 

活著的紀念

你知道大陸網絡語言中的「臘肉」是什麼嗎？絕不是那種掛在自家房檐上風乾很久，可以用來煲湯、煮飯的「肉」，而是一具陳列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遺體——毛澤東。毛澤東生於湖南，當地的一大特產便是臘肉。在毛去世一年後，他的遺體被放進精心研製的水晶棺，陳列在全中國政治最核心地帶——天安門廣場，到現在已有三十四年。時過境遷，當年的毛神話破滅後，一些中國人逐漸意識到這是只有獨裁者才享有的「政治待遇」，實則為蒙昧乃至野蠻的低層次政治文明，於是以「臘肉」表達不滿。

 

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，去過「毛主席紀念堂」，事實上在過往的年代裏，那幾乎是每個外地人來北京的必到之處。紀念堂座落在發生過很多故事的天安門廣場，建築內部充滿了死亡氣息，有如神明在上，不敢出大氣。我還去過南京的總統府和中山陵，準確地說是「參觀」，那是早幾年的事情，大致也是圍著金屬欄杆，轉轉看看，不可「觸碰」真正的歷史。

 

在台北，另一番氣派。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內部裝飾風格基本沿襲了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的特色，特別是中正紀念堂，沿高高的石階拾級而上，與南京中山陵的建設風格極像，外面是自由廣場，也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，也是一群青年，也曾改寫歷史。但這裏的「紀念」是鮮活的：國父紀念館是一座綜合建築，裏面有圖書館，有演講廳，外面還有老人打太極拳；中正紀念堂是上下多層建築，底層有展覽廳、教室，很多小孩子在閒暇時間來這裏學書法、中國畫。

 

在東吳大學的錢穆故居，我再次看到了相似的景象。大陸的「故居」多有禁忌，不可觸摸，不可拍照等。在這裏，我可以與故居的器物零距離，撫摸一個時代的溫度。故居的一樓，有茶室，有教室，我進去的那天，隔壁房間不時傳來討論聲。準確地說，這才是「紀念」：把文化與記憶通過可觸的方式傳承下去。在歷史枯舊的樹幹上長出新的枝椏，在每一個時代賦予一個民族新的意義與希望，這樣的紀念才鮮活。只將一個人、一個時代高高在上供奉起來，千跪萬拜，那不叫紀念，而叫迷信。

 

免費的信仰

如果你是個還遊歷過一些古剎名寺的大陸人，來到台灣，走進各色廟宇，一定會驚喜地發現：這裏的寺廟不收門票！

 

一日，我路過台北景美區的一間普通寺廟，見廟堂建築頗有美感，便一腳踏進門。門外一張木桌，四位當地阿婆悠閒地打牌喝茶。我有點冒失地問：進門要多少錢？阿婆們一臉驚詫：為什麼要收錢？我則對她們的驚詫感到驚詫：為什麼不收錢？

 

一位女士很友善地帶我進門，笑著問，你是大陸來的吧？我們這裏是不要門票的。在她的引導下，我點了六把十八炷香，分別插在一樓的媽祖像、二樓的觀音像前的香爐裏。我很好奇，在台灣，這些原本不是同一路數的神明竟能如此和平共處。這讓我想起了另一間經過的寺廟，同時供奉著佛祖與玉皇大帝。

 

原來天下還有免費的信仰。這絕不是無病呻吟，在大陸，稍有些名氣的寺廟，如北京的雍和宮、植物園中的臥佛寺、上海的靜安寺、河南的少林寺、大相國寺等等，無不向前來拜佛的善男信女收取門票，少則幾元，多則過百。台灣的寺廟則不同，隨意進門參觀、點幾炷香禮佛，都是免費的。佛家講求的是眾生平等，然而一張門票、一份香火錢就把大陸的窮人攔在信仰的門外。早年，大陸的寺廟也是不收門票的，全憑一顆善心進門，信徒向功德箱裏捐錢也隨緣而定。在商業化的浪潮中，一些大陸人發現，幾乎沒有不能賺錢的行當，神明也不例外。信仰是一個社會「有所不為」的圭臬，當人們無所敬畏，信仰淪為肆意綁架的工具，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就很危險了，作為一個整體的這群無所敬畏的人，他們的真誠也在貶值。

 

孤獨的守望

在台北，有幸拜訪著名藝術評論家何懷碩教授。在訪問之前，我原本準備了幾個問題，這也是我來台北的初衷：去尋找那些在中國大陸已經飄遠，而在台灣倖存的文化與道德傳統。沒想到，初次見面，何教授就給了我意外的答案：「你不要心存幻想，以為台灣比較純樸，台灣跟大陸是一樣的，都是炎黃子孫，骨髓裏的毛病、基因差不多，只不過台灣比較小，壞也壞得不那麼厲害。」

談起中國大陸的藝術評論，何教授講了一個小故事，一位北京的畫家曾要他開價，為自己的作品寫一篇藝術評論，幾十萬人民幣都可以，在何教授看來，這是很可怕的現象。藝術在商業浪潮的衝擊下很難獨善其身，一部分藝術品甚至被用來行賄，商業與權力的勾結造成藝術的貶值。「整個中國大陸，藝術死亡，沒有藝術批評。」

 

我一直認為，當一位藝術家開始討論政治問題時，這個社會的問題就很嚴重了。何教授對民主提出了自己看法，他認為從藝術的角度來評價，民主引起的大眾化使藝術媚俗、擁抱群眾並激起群眾愚蠢的熱血，這是全世界的現象。科學的進步引領商業化，民主又導致今天的庸俗傾向，至此，五四時期的好東西全都變了味。原本預計一小時的訪問一再延長，話題也從藝術與文化領域轉移到民主政治等話題。儘管他的回答部分擊碎了先前我對台灣的幻想，這次訪問還是讓我找到了最想看到的東西：超然、批判、智慧且獨立的中國讀書人形象。我同時清楚，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，無論在大陸或是台灣，都已成為社會的少數派，這僅有的孤獨守望，也就更值得敬重珍惜。

 

破碎的畫卷

在一個陰雨的午後，一支由台灣導遊帶領的大陸遊客團到故宮參觀，在看遍了全部書畫展品後，徐徐走到安詳地陳列在玻璃罩下的《富春山居圖》前。 「各位如有機會，可以到富春江沿岸看一看哦，看過你就知道黃公望的這幅圖，講的究竟是怎樣一種意境」，導遊有點興奮地向團員介紹著。 遠遠地聽到他的建議，我輕輕地哼了一聲。歷史不可複製，古時意境也不可追尋。今日遊覽富春江，我不敢確定他們遇到的會不會是被污染的江水以及兩岸枯死的草木。在此圖的周圍，是黃公望以後歷代名家臨摹《富春山居圖》的摹本，有局部圖、放大圖，幾十幅掛在展室牆壁上。只是無論怎樣描摹，畫出的都不再是同一片江山。

 

這幅《富春山居圖》也命運多舛，原圖被燒斷為兩半，其後幾百年，幾經顛沛流離，收藏者也換了一手又一手，最終，一半留在大陸，一半去了台灣。「破碎山河破碎家」，不知怎麼，這句詩蹦進我的腦海。《富春山居圖》的離奇身世恰似中華民族命運的隱喻，這分隔兩岸的半壁江山永遠不會完好無損地合璧展出，有些屬於時間的東西是單程的，現在不珍惜，可能就是永遠的錯過。

 

難忘的人情味

回到香港很久以後，我還時常懷念台灣濃濃的人情味。想起在國父紀念館邂逅的陳善次老先生，熱情地講了很多民國故事，分別時送我到地鐵口，告訴我他的兒子是飛兒樂隊的團長，我說我會唱飛兒的歌，他超開心，特意叮囑我下次來一定要給他電話，他會開車帶我採訪整個台灣，並向我父母問好。想起一位街邊小餐館的老板娘，只因看我是一副學生模樣就偷偷加了很多菜給我；想起那些常常在我迷路的時候，把我一路帶到目的地的市民，以及有一天，在我等待紅燈時突然從背後拍我一下又只為問一句「你好快樂哦」的老伯。這是個溫情的城市，人與人之間親密的關係讓我想起童年時居住的東北鄉村，沒有都市的冷漠與隔閡。時隔多年，走過很多城市，台北居民竟然給了我「鄉親」的感覺。

 

交互的鄉愁

我也曾拜訪台灣統派領袖、中國文化大學王曉波教授，短短一小時有了新的啟發。王教授對中國大陸有一種熱烈的情感，他把現在被大陸民間開始反思的北京奧運會形容為「中國騰飛」，認為中國大陸在開放三十年間發展到今天的程度是個奇蹟。在我的解讀裏，這應該是一種新的鄉愁：身為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，他對台灣政治亂象與蕭條的經濟自然懷有不滿。對岸的「崛起」簡直是一項偉大的工程。想加入這種偉大中，找到一個超越台灣的、更恢宏的身份認同，這既是對台灣的失望，也是超越了文化與血緣意義上的新的「鄉愁」。在與他面對面的時候，我突然有一種「同道中人」的感覺：儘管目標不同，我們在做的，都是試圖超越與尋找。

離開台北的那天，天氣有些陰霾。我特意選了機艙靠窗口的座位，為的是在起飛的那一刻，再次回望這個島嶼。長長的海岸線隨著飛機高度的上升越來越遠，我對這片土地，開始有所留戀。很多師友問我，在你的講述中，台灣近乎完美，難道沒有什麼缺點可言？我需要承認的是，短短六天的時間，且只停留在台北一座城，這些印象當然是浮光掠影，真正去觸摸一個社會、讀一座城，是要用時間和心靈去完成的。

 

在許多台灣友人的介紹中，我也大概了解，台灣近些年來經濟低迷、大學生就業率低，一些本地居民的語氣中透著些許失望。台北的建設，也遠不如香港、北京、上海那樣現代與時尚。但那骨子裏透出的人情味、對傳統的堅守、道德的傳承與信仰的敬意，是一種審美上的吸引，足以移植我對文化意義上「中國」概念的鄉愁與懷戀，更不要說這是一個人民有發言權與選票的社會。

 

民國的存在，於我，是文化心靈上的莫大安慰。台灣於我，直到目前，仍是一個完美的存在。我希望我的地理故鄉——中國大陸，也能在這種溫情、古典又民主、自由的國家狀態中，我想起台北市前副市長、著名媒體人李永萍的話，今天大陸正承受的，台灣都經歷過。那，台灣能實現的，大陸也終會到達。